然而，在昨天公布的第一部分采访中，C罗的发言看起来并不像预告片中宣扬的那般骇人听闻，除打破梅西球衣销量纪录的回应外，几乎都是预告片中出现过的内容。今天早些时候公布的第二部分采访内容，看起来也无非是预告片的加长版，而且从完整的采访内容来看，就与滕哈赫的关系、提前离场、缺席季前赛、梅西等话题，C罗的语气虽略显自我，但也不乏理性与条理，显然谈不上“爆炸式”的采访。

这一反差十足的现象引来了人们的抱怨与质疑，显然就C罗的采访内容，摩根进行了大量的包装修饰，不仅对部分内容断章取义、夸大意义，也添加了不少噱头博人眼球，充斥着“标题党”的成分。然而，摩根如此煞费苦心加工甚至改造这篇采访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不择手段赚取流量。

对此读者虽深感不满，但却见怪不怪。当今时代，互联网遍布全球，大众传媒覆盖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，只要人们打开电脑或解锁手机，就会被铺天盖地的文字信息团团包围，而在这围墙之下，人们既无力反抗，因为电子设备乃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伴侣，也习以为常，因为流量至上、利益优先早已在潜移默化中成了入情入理的价值观。

然而，如果我们跳出世俗化、固定化的模式来看待这一现象，不难发现其中的玄机。本文将结合德国哲学家西奥多-阿多诺（Theodor Adorno）提出的“文化工业（Culture Industry）”概念，对“摩根事件”进行深层、理智的分析与解读。

“文化工业”的内涵

阿多诺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（该学派以注重社会文化问题而著称），学派的领军人物大多为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、社会学教授。1944年，阿多诺与同事霍克海默合著了《启蒙辩证法》，凭借这本经典之作，阿诺多一炮而红被世人所熟知，“文化工业”这一概念，正是《启蒙辩证法》中的核心章节。

所谓“文化工业”，指的是“文化”与“工业”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系列结合在了一起。

阿多诺认为在大工业时代，利益至上已成为思想主流，生产商费尽心思生产着各式各样的商品，目的便是通过这些商品谋求利益最大化，而消费者面对着商品样式的优化、功能的升级，以及高科技手段的大肆宣传，无不被形形色色的“宝贝”所诱惑，甘愿掏出腰包，通过消费谋求快感。

简而言之，阿多诺认为在高度发达的工业时代，人们的思想中心只有一个，那便是——商品。

如果你是生产者，那么你的脑子里整天想的只有一件事，如何出售商品，如果你是消费者，那么也只有一件事情值得你去思考-如何购买商品。这样一来，商品便成了主体，人成了客体，不是商品为人服务，而是人为商品服务，人与商品的关系完全颠倒了。例如，很多年轻人都渴望拥有最新版本的智能手机，不惜牺牲个人的时间、精力、体力、财力，沦为智能手机的“奴隶”，而当他们得到心怡的商品后，很快就会被下一件商品所吸引，不断恶性循环。

而“文化”与“工业”不同，这里主要指的是与大众文化（Mass Culture）相区别的高雅文化，也就是艺术文化。

阿多诺认为，与工业产品不同，文化产品起码有两个独特之处。其一，文化产品能揭露现实的弊端与缺陷，使人们在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中看清被商品支配的真相，例如卓别林的电影《摩登时代》表达了在工厂中不是人操纵机器而是机器操纵人，菲茨杰拉德的小说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讽刺了纸醉金迷的纵欲生活，揭露了“自由与梦想”的美国梦实质上是一场钞票统治下道德沦丧的噩梦。

其二，艺术也有升华现实，给人提供理想维度与光明希望的作用。例如优美的古典音乐能使人产生梦游仙境的感觉，毛姆的著作《月亮与六便士》通过叙述一位证券经纪人不满庸俗奋不顾身追逐梦想的故事，表达了生活完全有另一种可能的观念。

阿多诺认为，随着高科技传媒技术（电视、广播、报纸以及当今的互联网）的出现及发展，文化这块最后的净土也遭到污染，文化产品沦为工业产品的一部分。这意味着，文化丧失了揭露现实、指明希望的独特功能，转而成了一种商品。在“文化工业”中，文化已不再纯粹，变成了“非文化”或“虚假文化”。

“文化工业”的特点及后果

继而，阿多诺认为随着文化被纳入工业体系之中，一切商品固有的特点也移植到了文化身上。

首先，文化产品的个性丧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严重的同质化与标准化。

拿文学作品举例，一部小说之所以能流芳百世，正在于它彰显了独一无二的个性，表达了独树一帜的观点。而在文化工业时代文学作品的这一特征不复存在，人们喜欢看什么、什么题材最受欢迎、如何书写更有看点，这些原则早已统治了作者，他们只能写符合潮流的作品，只能写满足市场需求的作品， 至于作品的个性与创意则无关痛痒。

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，看似纷繁多样的文化产品，其背后的框架模式几乎是完全相同的，文化产品的个性丧失殆尽。例如近年的青春偶像剧故事情节千遍一律，观众刚看到开头就能想到结尾。再例如通俗网络小说，主题不是“穷小子逆袭”就是“霸道总裁爱上我”这类烂大街的标签。

相比之下，文化工业的第二个后果则更加严重。

阿多诺认为，在工业模式之下，文化产品丧失了高贵的初衷，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再是揭露现实、呼唤希望，而一切都是为了经济利益最大化。

海明威、加缪视写作为“战斗”，村上春树视写作为心灵的对话，萨特视写作为存在的意义，而在文化工业的统摄之下，大家写作的目的只有一个-赚钱。

由此，便不难理解“标题党”、“博眼球”、“混淆视听”等当代文化产品的通病从何而来。至于“摩根事件”，当然并不例外。

以“文化工业”视角看“摩根事件”

以这次C罗专访内容为素材，摩根首先将采访内容分割成多个片段，依次向公众开放，意在达成流量“续杯”的效果。其次，摩根刻意摘选了采访中最具争议的内容，并将这些内容掐头去尾，加工成看点满满的预告片，以调足大家的胃口。最后，摩根表面上旨在澄清事实真相，为饱受争议、四面楚歌的C罗提供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为了在6个月的谎言和诽谤之后澄清事实。”实则打着骗取流量和自我营销的主意。

不得不说，就纯粹商业角度而言，摩根的这波“骚操作”旗开得胜，顺利攻占各大报纸头条、引发舆论热议便是胜利的硕果，而至于公众看法、评论风向则微不足道。

事实上，在新闻报道、时事评价无处不在、无时不有的信息化时代，像摩根这样崇尚“流量为王”的媒体人漫天遍地，甚至媒体与流量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已画上了等号，而这，正是“文化工业”的典型特征。

即便如此，若站在职业道德和伦理尺度层面指责摩根未免过于苛刻，当读者纷纷对这位“演员”哗众取宠的行为嗤之以鼻的同时，应认识到此举也许并非出自他的本意。作为一名“久经沙场”的媒体人，摩根早已对行业密码了如指掌，而在文化工业的大背景之下，当新闻报业也成为一种商品时，摩根捏造故事、追逐利益、惹人注目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。

“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物化的否定。一旦精神变成了文化财富，被用于消费，精神就必定会走向消亡。”———阿多诺《启蒙辩证法》